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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以國家社會為念——鄧中夏與黃耀華

作者:馮資榮 發布時間:2019-06-22 15:34:45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嗚呼!熱心國事之黃耀華死矣!”

  1920年3月18日,《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2期在“本校新聞”專欄以顯目的標題,登載了一條沉重的訃告。訃告說:“黃君耀華,本校法預科學生。于‘五四’‘六三’吃緊之際,學生會改造之時,曾大賣力氣,是大家所知道的。誰知竟因此積勞過度,舊病復發,(原患咯血之疾,曾休學療養一年,幸康復)于十五日下午十一句鐘,遂與此污濁之世界長辭矣。聞臨歿時,乃兄耀秋(現供職參謀部)詢遺囑,黃君曰:‘吾憾所顧念,只挽救外交之目的未達,改造社會之志愿未遂,殊為遺恨。云云’。夫以如此髫年,如此英才,竟齋志歿,抑可哀已。”

  訃告是鄧中夏起草的,以北京大學學生會的名義發出。當天下午,北京學聯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康白情等32人被推舉為“黃耀華追悼大會籌備處”籌備員,自始至終參與了喪事的籌辦。“曦園”與北大二院等處被指定為接受各界挽幛的地點。

  此后,《北京大學日刊》從4月19日至4月30日,每天都以較大的篇幅,刊載北京大學學生會關于召開黃耀華追悼大會的啟事。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等二百多社會名流為追悼會慷慨捐款,鄧中夏為黃耀華逝世捐“現洋一元”,并經手“募捐現洋二十四元正”。

  5月2日,黃耀華追悼大會在北京大學二院禮堂隆重舉行,來自北京市內各大專院校和社會各界人士近千人參加,四百多幅挽聯簇擁著黃耀華的遺像。鄧中夏、高君宇及來賓們相繼沉痛地發表演說,追憶黃耀華在五四運動中的貢獻,對他的一生給予高度的評價,譽之為“郭欽光第二”,決心要繼承他未盡之事業,把反帝愛國斗爭進行到底。據《北京大學日刊》618號刊出的《黃耀華追悼會出入用數清單》記載,鄧中夏經手共支付照相費、捐簿費、籌備會茶點費等項“共計現洋四元、銅圓一百四十四枚”。

  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走了,他的生命之光來不及為古老的神州閃耀,就匆匆熄滅了。北京大學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學生,新民主主義革命失去了一個堅強的戰士。

  黃耀華,原名黃福厚,字耀華,1898年出生于湖南郴縣江口鄉的白菊村,父親黃家珍一生務農,勤勞儉樸。母親廖氏知書識理,賢惠善良。哥哥黃耀秋中學畢業后考入陸軍測繪學堂制圖科第二期,畢業后任陸軍參謀本部測繪課長,1914年被袁世凱授予陸軍二等測量正銜。在母親與兄長的關心下,黃耀華六歲發蒙,翌年就讀于黃家灣小學堂,9歲就能作七言詩與千字文,以聰穎好學稱著鄉里。10歲那年他參加全縣會考,作文《論天下之大業,識人間之英杰》被縣督學看中,推薦給縣知事作為全縣學生之范文。1912年,他考入郴郡六城聯立中學。翌年,鄧中夏也進入該校就讀。1916年,黃耀華考入北京大學法科預科,入校報到注冊時,他以字行名,意即“光耀中華”。

  入校不久,蔡元培先生主長北大,實施“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辦校宗旨,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改革舊體制,建立新規章,提倡思想自由,營造學術氛圍。黃耀華痛感國家腐敗,民不聊生,求學不易,因而發奮讀書,決心學成后救國救民。他夜以繼日拼命讀書,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往日紅潤的臉龐逐漸變得蒼白了,身體日漸消瘦,有時咳嗽不止,痰中帶血。一檢查,患了肺結核。于是他申請休學一年,在北京右四區翠花橫街的哥哥家休息養病。

  一年后,黃耀華回到北大繼續上學,結識了文科國文門的學生鄧中夏和法科法政門的廖書倉,三個來自郴郡六城聯立中學的校友,相聚于最高學府后,時常在一起研討學業,探索救國救民的真諦。1919年3月,鄧中夏與廖書倉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為宗旨,開展反帝愛國大宣傳。黃耀華加入了這個團體,并逐漸成為講演團的骨干成員。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非法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噩耗傳到北京大學,群情激憤。5月3日晚,北京各大中學校學生在北大三院禮堂集會,議決翌日舉行反帝愛國大示威,通電全國一致奮起抗爭。黃耀華與鄧中夏、廖書倉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廖書倉還被推舉為臨時學生會主席。黃耀華在會上的演說,慷慨陳詞,振聾發聵:“中國富強的唯一途徑,在于政治上的進步、思想上的活躍、科學上的突破、制度上的革新。”散會時已是夜深一點多了。毫無倦意的三個郴州校友,還在一起忙碌著商討明日的游行路線,起草宣言、擬定標語、趕制橫幅等事項。

  5月4日,黃耀華與鄧中夏帶領同學們,沖破北洋軍閥設置的重重阻礙,來到天安門廣場集合。“收回山東主權”“拒絕在合約上簽字”“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怒吼,聲震云霄。當游行隊伍路過趙家樓時,黃耀華與憤怒的同學們沖入賣國賊曹汝霖的內宅,捉住當時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一頓痛打,有人點燃了曹宅的窗簾布,熊熊燃燒的大火,宣告了一個歷史新時期的到來。

  是日,大批武裝軍警上街抓捕參與游行示威的學生,32名學生慘遭被捕。為了營救被捕的同學,擴大反帝愛國宣傳,北京大學學生會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相繼誕生,黃耀華先后擔任了北京大學學生會庶務股副主任和北京學聯交際股干事,在營救被捕學生的那些日子里,他出謀劃策,四處奔走,多方呼吁,全然不顧自己羸弱多病的身軀。

  5月25日,他帶領平民教育講演團來到蟠桃宮講演,按照預定的講演計劃,他是安排在朱一鶚講演《禮義廉恥》之后,作《國民的責任》演講,接著是張國燾講演《自衛》。可是黃耀華在講演完《國民的責任》后,沒有停頓,又作了《李完用與朝鮮》的演講。他的講演情真意切,慷慨激昂,言詞淺顯,通俗易懂,受到市民的歡迎,掌聲不斷。張國燾只好等他講完后再登臺演講。幾天之后,他又再次作了《亡國之痛苦和救國之方法》的演講,痛陳亡國亡種的危機,大聲呼吁國人起來一致反帝,救民族于水火之中。

  6月1日這一天,北京的天氣驟然大變,狂風怒號,陰霾密布,黃耀華不顧大雷大風,在灰塵滿目、對面不見人的情況下,堅持與同學們走上街頭進行講演。他們事先將標志講演的旗幟卷起來藏在袖子里或懷抱中,陸續到達指定的地點,然后迅速佩戴好講演團的徽章,展開講演團的旗幟,高聲演講起來。整個北京城群情激憤,演講聲、口號聲此起彼伏。學生們的愛國行動遭到反動軍警的殘酷鎮壓。黃耀華與187名學生被拘押在北河沿北京大學法學院內用教室改成的臨時監獄里。當局派了軍警數百人把守,荷槍實彈,戒備森嚴。到6月5日,被捕學生已經達到近千人。

  當時北京的大街小巷謠傳因講演而被捕的學生將被處死,他的哥哥和嫂子聞訊后急忙趕來探望,哥哥勸他放棄與政府作對,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好學生,并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計把他保釋出來,只要他能具結悔過。黃耀華謝絕了哥哥的好意,他對哥哥說,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一定要和獄中的同學一道,堅持斗爭,決不妥協,直到反帝愛國斗爭的勝利。他還請哥哥轉告父母,要他們放心,“孩兒不能替父母爭光,但也絕不會為父母丟臉”。哥哥惋惜地搖搖頭,走了。就在這天晚上,經黃耀華提議,全體被關押的愛國學生成立了評議部,黃耀華被推舉為評議部主席,帶領大家分頭與看守他們的軍警據理力爭,痛訴賣國政府的腐敗無能,并宣布第二天絕食。

  為了營救被捕學生,鄧中夏與北京學聯的負責人一方面突破北洋軍閥政府的封鎖,在天津發出通電控訴北洋軍閥大批逮捕學生的罪行,并向全國各界呼吁求援;另一方面,組織了更大規模的斗爭。北大同學幾乎全部出動,愛國學生五千多人編成三個縱隊,四出講演。連警察廳門口也成為他們的活動場所。學生們背著自己的行李,帶著衣物,人人抱著坐牢犧牲的決心。在這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面前,北洋政府束手無策了,只好陸續釋放被捕學生,并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

  出獄后不久,正值暑假來臨,黃耀華與鄧中夏相邀作伴回湖南探家。他們利用這個大好機會,把北京的五四運動經過情況向沿途的各界人士廣為宣傳。在武漢轉船的時候,他們與武漢利群書社的惲代英、林育南等人會面,介紹北京的情況。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湖南學聯成立后的斗爭情況。在衡陽,湘南學聯的夏明翰講述了衡陽學生聲援五四焚燒日貨的經過。回到家鄉后,鄧中夏先后在村里的“亮公祠”和縣城的闔邑高小演說,宣傳五四新文化新思想。黃耀華也在郴縣聯絡進步學生,發起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游行集會。

  回到北京后,他倆又全副身心投入了反帝愛國運動之中。鄧中夏發起新生活運動,組建“曦園”,吸引了羅章龍、馬非百、楊人杞等進步學生加盟其中。黃耀華因身體的原因沒有加入,他聯絡了郭振唐、楊兆甲等一批同學,發起籌備北京大學速記學會。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當時很多的演講報告及文件,都得益于黃耀華的速記之功,得以保存與記錄。平民教育講演團改選職員時,他又當選為會計干事,把團里的經費賬目管理的一清二楚,保證了每一個銅板都用在了刀刃上。

  10月26日,北京大學學生會評議部成立,這是黃耀華與鄧中夏等學生會干部對學生會進行改造革新的產物。黃耀華代表干事會在評議部成立大會上致祝詞,他在祝詞中說:“自五月四日,外交緊急,同學迫于義憤,冒大危險,負大責任,數月以來,無一日不是困苦淬厲之生活”,他指出,評議部的成立,是“五四的結晶”,他希望同學們要將五四的“此種奮斗精神擴充起來……保持發育我北京大學之新生命……保護我國家”,“促進世界文化,謀人類幸福……實現我們的理想”。

  是年11月16日,福州學生因抵制日貨,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屠殺,被日軍打傷七人,槍殺一人,震驚全國的“福州慘案”發生。消息傳到北京,27日晚,黃耀華在北大法科禮堂主持召開了學聯各校代表會議,他與鄧中夏等人提出派代表赴教育部與外交部請愿的提議,要求對日嚴厲交涉。29日,北京學聯組織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五千余人齊集天安門,強烈抗議日本侵略者制造福州慘案,屠殺愛國學生的罪行。會后,學生們組成三十隊,舉行游行示威。黃耀華與鄧中夏率領游行的隊伍一路高呼“頭可斷,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制日貨”等口號,散發了一百多種傳單,極大地震懾了北洋政府當局。

  11月底,黃耀華又被同學們推薦當選為學生會干事會的的庶務股副主任。當時的學生會設主席與預備主席各一人,由庶務股正副主任兼任。庶務股主任是張國燾,但此人消極低沉,稍不如意就撂擔子,后來不知怎的張國燾干脆就辭職不干了。整個學生會的工作,全部壓在黃耀華一個人身上。好在有鄧中夏等同學為他分擔了不少的工作。

  由于工作忙碌 ,他的肺病因勞累而復發,因天寒而加劇。他咳嗽不止,痛苦萬分,鄧中夏幾次勸他去醫院診治,他都以工作忙不克分身為由拒絕了。12月7日,北京學聯又聯合七十六個團體,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有十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向日本帝國主義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撤換日本駐福州的領事,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并懲辦屠殺學生的兇手,向中國人民道歉。這天早晨,他又開始吐血。但他仍照常參加了游行。是日他從早上八時一直忙到夜里十點半,整整忙碌了十四個小時。

  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請愿團來到北京,他與鄧中夏等湖南旅京同學會的同學到車站迎接,并抱病參與了湖南驅張運動在京的一系列的重大活動。此外,他還帶領講演團到長辛店,在國民大會上作了題為《為什么要抵制日貨?》的講演。為平民教育講演團印刷講演稿、排演新劇等事務不辭辛勞,忙里忙外。這些艱苦繁重的工作,是他在“咯血不止”的情況下,瞞著同學們進行的。北京大學檔案室至今珍藏著黃耀華在病重期間寫下的一本日記,字里行間,無不洋溢著黃耀華熱忱的愛國之情與崇高的獻身精神: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八時,至庶務股辦事。十時,運送旗子傳單至第一院事務所。十二時,運至天安門國民大會會場……四時散會。是日疲倦,與平民教育講演團人員商定明日仍繼續講演,不以疲倦廢公”。

  “十二月八日 近日咳嗽猛烈,病甚危急,……惟國民大會,事關重大, 不得卸責……本日因病原擬向庶務股告假一日,然正主任張國燾君速行提出辭職書,余不敢因私誤公,故不得不仍行干事”。

  “十二月二十日 ……自十七日以來,此數日內,因捐款及各團體開會,忙迨異常,晝夜幾不知辨……”。

  “十二月二十二日 ……余之病也,經三周矣,懼甚……決定于本日午后二時赴醫,復因教育股開會致誤……或謂身體要緊,團體開會,不止一人,既有特別原因,屆時告假不到,未嘗不可。唯唯,誠哉先生之言也,不過,則互助之精神散矣,奚可哉!”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日本有湖南旅京學會,因聯合會排演新劇,未克到會,引為平生極不安、極慚愧、極不盡責之事,但一身絕不能分為二用也”。

  “一九二O年一月十四日 咳血照常,并未少減,冒險奔走,實為可戒之事,奈因團體關系,無可如何也……是日身體十分疲倦,加之咯血危急,拼命奔走一切,實在危險萬分矣……莫甚于此之不知死活也”。

  “一月十五日 七時半起床,咳血未止,不敢靜坐。八時上課,咳血尤烈,膽寒已極……晚七時教育股開會……負病到會”。

  1920年元旦,黃耀華以《新中華民族,新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新黃耀華》為題,寫了長篇日記。他在日記中堅信中華民族的“新紀元”、“新民氣”、“新覺悟”、“新事業”、“新組織”和”新文化運動”,必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實現,他勉勵自己要有“新覺悟、新志向、新事業、新我”,要“使寶貴之光陰不致耗費浪用”,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專制及階級之遺物不宜再存”。

  此后,黃耀華的病勢日重一日,鄧中夏及他的哥哥不得不在一月底把他強行送到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療。二月初,他聽說北京學生為反對山東問題的直接交涉舉行游行示威,被反動當局殘酷鎮壓,北大學生會評議部主席等人被捕入獄,氣恨交加,頓時口吐鮮血,幾近休克,從此臥床不起。在彌留之際,他仍“殷殷以國家社會為念”。哥哥問他還有什么遺囑,他斷斷續續地說:“吾憾所顧念,只挽救外交之目的未達,改造社會之志愿未遂,殊為遺恨。”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1920年3月15日深夜11點,病魔無情地奪去了黃耀華的生命。他沒有看到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沒有看到封建專制的消亡。但他以生命之光照耀中華的精神,卻永遠激勵著后人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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