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 首頁 > 文章中心 > 網友雜談

人性論

作者:谷陽 發布時間:2019-06-18 18:08:03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人的本性到底為何,中國古代出現了捍格不入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即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儒家是人性本善的堅定捍衛者,而后起的法家則是人性惡的不移支持者,對人性截然相反的兩種認識,是儒法兩家重要的思想分野,這也使他們開出的治國方略大異其趣,法家自秦亡后日漸被統治者邊緣化,儒家的地位不斷提高,但對人性善惡的認識并未因此而達成一致。

  儒法兩家的人性觀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呢?依照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我們必須循著社會發展的規律去找答案。人性的善與惡,不可能從某個人的內心世界去得到評判,一個人的思想意識如果不通過行為實踐表達出來,對社會對他人都不可能產生任何影響,也就無所謂善與惡了。人性的善與惡一定是在社會實踐中,或者說是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的一表現,最主要是體現在社會的人際關系中。人際關系的形成,絕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與生產關系密切相聯的,也即是說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必定會有與之對應的人際關系,因此討論人性的善惡那就離不開具體的生產關系,儒法兩家人性觀的形成也概莫能外。

  儒家思想被視為中國思想的正統,韓愈曾為儒家開出了一個道統的譜系,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從這個譜系我們不難看出,儒家思想的源頭可上溯止堯、舜的遠古時代,也即是說儒家思想的源頭是堯舜時代的原始公社時期。

  由于原始社會生產力的低下,決定了公社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唯有公有制才能保證部落的生存發展。原始公社有限的食品,必須得到公平的分配才能保證每個成員都存活下去,這對部落的整體利益也是至關重要的。這種生產關系就決定了公社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必須是相互關愛的,由于公社內部幾乎沒有什么剩余產品,私的觀念還無以產生。部落與部落之間經常也有戰爭,戰爭的殘酷并不妨礙部落內部的團結與關愛,反而會使這種團結與關愛更加鞏固,這樣就產生了公社初步的道德規范,用以調整公社成員的人際關系,這也是后來儒家道德倫理的雛形,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仁”就是這樣產生的。

  儒家看來,人的言行要合乎仁,合于仁了就是義,不仁便是不義。朱熹說:“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心之制者,便是要把心制于仁這個軌道之上。仁是發之于心,義是對行的裁制。仁、義、善在儒家這里有著高度的統一性,這也是后來的孟子得出了人性本善的結論。當告子說人性可善可惡時,孟子便給予了堅決反駁,如果承認人的本性可以是惡的,儒家的整個思想道德體系會面臨著坍塌的的危險。

  尊老愛幼是中國的傳統美德,這在《禮記》.禮運中便可看到這一點。禮運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里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是對原始公社公有制下人際關系的基本描述,愛幼所表現出善的人性,是在公社極低的生產力下的必然選擇,愛幼是為部落的未來積蓄力量,否則部落難以為繼,便會有覆滅的危險。尊老可以說是人們邁向文明的開端,儒家后來的慎終追遠與崇拜祖先怕是與此也有關系。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及生產經驗的不斷豐富,公社有了剩余產品,人際關系也就變的危險了起來,禮也就應運而生了。荀子說的明白:“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這也就標志著階級產生了。當然禮最早的起源是用于祭祀天地神祇的,隨著階級的產生與人際關系的日漸復雜,禮不再局限于人神之間的感應勾通了,而把人與人之間關系調整也納入了其中,以至于形成后來的禮教,幾乎滲透到人們政治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天子權力的日漸衰微,中國進入了諸侯爭霸期。這種局面的形成,首先是由于鐵器在生產中的應用,使生產力得以大幅提高,周朝的土地制度_井田制已對生產力形成了嚴重的束縛。井田制的本質是貴族私有制,但仍保留著一些原始公社公有制的殘余形式。土地為國家所壟斷不許轉讓,在井田的周圍劃出一部分私田讓庶人耕種,庶人應先干公田的活爾后才能忙自已的私田,這是對庶人的剝削。鐵器的應用推廣,大量開墾私田成為現實,私人擁有的私田越來多,加之一些貴族的破產,土地的私下轉向也就再所難免了,拌隨而來的便是對土地爭奪、糾紛越來越多,最終井田制被商鞅率先廢除,自此善良的人性也便漸漸隱起她的身影,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名利而來。

  儒家的禮面對這種復雜的社會關系也就力不從心了,統治階級對儒家的拋棄已成必然,這正是孔子憤怒地斥為禮崩樂壞、人心不古的時代。這時代表著上升時期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便登上了政治舞臺。

  提出人性本惡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法家的思想家,而是繼孟子之后的另一位儒家思想家荀子。荀子在《性惡》一文指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茍子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而之所以有善的一面,那是偽飾出來的。荀子的性惡論使荀子的處境頗為尷尬,使后來的儒家人把荀子開除了“儒籍”。朱熹講的明確:荀子才高,一句人性本惡便大體已失,可見荀子失了大體。也就不配做儒家人了。

  法家的鼻祖管仲,并沒有對人性做出明確的判斷,但管仲適應地主階級的需要,提出重農重兵的主張,這也為后來的法家思想家們所繼承。當此時,諸侯紛爭,爭霸天下,生存成了第一要務。生存的關鍵便是強軍,強軍離不開經濟的支持,因此重農重兵也就成了諸侯們的共識,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率先稱霸諸侯。管仲以法作為治國手段,提出了“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定分止爭正是私有制大行其道時的迫切要求,商鞅說的更明白: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為可分以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天下已成爭名奪利的場所。

  法家的商鞅認定人性是惡的,他對儒家持極力排斥的態度,他把儒家的那一套斥為六虱,即六虱:日禮、樂;日《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商鞅以為儒家的仁義只能把人心攪亂,因為人心都是向惡的,必須用嚴刑峻法來加以規矩,他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商鞅用人也得用所謂的的奸人。商鞅對“兵”也極為重視,他說:壹賞者,利祿官爵摶出于兵,無有異施也。荀子的學生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更是把君臣、夫婦、父子的關系歸結為利益關系,即“臣盡全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計數之所出也。”

  人性惡并不是法家人頭腦里憑空冒出來的,是私有制上升時期客觀現實在他們思想中的真實反映。后來的儒家也看到人性之惡,為了解釋這一現象,二程、張載朱熹們炮制出了氣稟說,朱熹說:“"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具體到人性,朱熹們認為,人性本是善的,但由于人所稟之氣的清濁不同,便有了善惡的區別。這在理論上似乎講通了,但距揭示人性的本質卻是漸行漸遠了。

  從人性本善到人性本惡的認識嬗變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性實際上已被深深地打上了階級的印烙。從建國至今,中國人的人性也經歷了一場善惡的變遷。從六七十年代的互幫互助人人向善到到今天的老人摔倒沒人敢扶,可以看到人性的善惡是隨著公有制與私有制的變化而變化的。自然人性是復雜的,不可能有整齊劃一的標準,特別是感情、利益及各種因素轇轕,使人性更加撲朔迷離,但人性在社會及人際關系中所表現出的大致的善惡傾向是可以認識的也是可以辨明的。

  從孟子的性善說到荀子的性惡說,再到儒家后來的氣稟說,都沒能揭示出人性的本質。毛澤東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坐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道:“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這是繼中國歷代先賢后對人性最言簡意備,精辟如里的論述,是對人性最科學的總結。

 

打印文章

網友評論

共有條評論(查看

最新文章

熱點文章

河南11选5开奖查询